1996年的暑假，李泽楷曾经独自回到三藩市湾区一个叫Menlo Park的地方。那是他从前上中学的地方。那年，他才13岁。有一天，父亲把他带到那里，把他安顿在邻近学校的一个出租房子之后，就留下他一人，赶乘下一班飞机回香港去了。至于母亲，由于有病在身，并未与他俩同行。但他清楚地记得，当他离家前抱着她说再见时，她也是百般不舍地抱着他的。是的，他明明感觉得到，但他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她要依从父亲，把他独个儿撇在此地？

　　初抵美国的那个晚上，泽楷知道可以睡觉了，遂关好房门，躺到床上，他盖好棉被后，再伸出头来，看清楚四周无人，自觉很安全了，才“哇”地一声哭起来。13岁的孩子，就这样被逼在一夜之间成长起来。

　　那阵子他惟一可以享受的奢侈，就是每天与母亲通长途电话。为了让母亲随时可以找着他，很快他便为自己弄来一部手提电脑。

　　在人生成长的旅途上，孩提时期快乐、无忧无愁之余，更勿须理会人间一切。人类的烦恼都是从少年时期才开始的，对于这个有位号称“香港首富”父亲的少年人而言，其实也没有两样。不同的是，他自小已经知道，爸爸并不只属于李家，也不只属于他，而是属于社会的。

　　13岁的男孩子，正需要一个父亲或父亲形象的人物，陪同他一起踏上慢慢的人生长路。这个时候，一个论年纪比他爸爸更大，论性情却容易亲近得多的人物出现了。

　　他是Fred Halverson, Menlo School的学生主任。

　　印象中的Mr.Halverson从没有年轻过。泽楷认识他的时候，他已是个近60岁的老人家，就像个慈祥的老祖父。

　　50年代初的美国，正值麦卡锡时代，新一辈的知识分子，大多对自己前途感到惶惑不安。年轻的Fred Halverson是念历史出身的，对于时局更加多了一份难言的敏感。他没有野心，不求闻达，只希望获得快乐，闲时可以宠宠自己，奢侈一下。他选择当教师，是因为他爱孩子。在Menlo School，他历任副校长、院长之外，也亲掌教务，泽楷的历史和经济都是由他任教，这孩子也因此而爱上这两门学科。

　　在Menlo School的大半生，Fred 曾与7位校长共事，见证无数环境及制度上的转变，可他一直持守的教育信念——“以学生为本”，却一直不变。遇上什么矛盾或未能达成共识的时候，他会选择设身处地地站在学生的位置上来看待问题。对于惯于服从于权威，且被训练为尊师重道的亚洲学生而言，他不但是一个反传统的老师，更是一个与众不同、很能了解他们的老师。若用Fred的说法来解释，则是因为“I am kid person”。

　　就是这样的一位“kid person”，在泽楷成长的路上，竟然义务肩负了一个陪伴的角色。他常常鼓励这个少年人与他讨论，甚至辩论。因为，他说：“不错，我年纪比你大，学问、见识与经验也比你多，可是，到底我不是你，上帝让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个体，就是对我们的尊重。我们看待自己的问题，总会认为那是比任何问题都更重要。所以，面对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固然可以拿出很多种解决方案。然而，只有能让你自己真正感到舒服与自然的，才是最适合的……”

　　那阵子，泽楷穿的，多是别人送给他父亲的衣物，所以常给人以衣不称身之感，加上这孩子很沉默，不大说话，Fred看在眼里，遂以为他有经济困难，甚至认为他严重缺乏安全感。是的，他认识的中国人，都是早年的移民，生活简单俭朴，不会怎么有钱。他遂认定了泽楷家境不好。

　　在Fred的眼中，这个少年，不错，是有点孤僻，却异常长进好学，且矢志要入读邻近最好的斯坦福大学。他很欣赏他的志气，遂希望能够在不伤害他自尊的情况下扶他一把。有一天，Fred自觉与泽楷熟络了，便提议请他到他家吃饭。这之后，有时一个月两次，有时三次。而泽楷从小至大，都不大懂得拒绝别人。加上他感受到这位老祖父般的老师的善意，就是Fred煮的东西再难以下咽，他也必定吃个精光，以示尊重，并主动提出由他分担清洁的工作。

　　如此这般，大半年过去，Fred 又提出，反正自己无儿无女，索性让泽楷当他的干儿子，好让他能够在经济上帮他一把。那么，他说：“你便无须依靠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