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在证监会主席任上，将“保护投资者利益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句话挂在证监会网站最显眼的位置上，接任后第一件事是对所任职权重新定位：“今后要更多依靠市场发展中国的证券市场，凡市场能够决定的都要由市场决定；市场不能起作用处，要尽快创造条件让市场起作用。”

　　 他向内向外同时宣读了市场宣言书，他告诫证监会各部门：“不能以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主管部门自居，重蹈政企不分的老路”；同时向市场宣布，“中国证监会将不会直接插手解决问题，也不会承担有关责任”，强调“采用超常规的、具有创造性的思路培育机构投资者”，争取在3-5年内改变散户与机构投资者的比例。

　　 这些宣言没能够阻挡他成为最不受欢迎的证监会主席。经过剧烈的整肃风暴，股市急挫，弥漫恐慌气氛，海归派的努力虽然奠定了中国股市的几块基石，却因为B股开放套牢内地投资者、国有股减持激起所有流通股东的反弹这两次滑铁卢，而蒙上股市杀手、与投资者为敌的阴影。

　　 在体制内他们更加无法得到同情，前证监会主席周正庆不避嫌疑，在各种场合表达自己的“稳定为先”的意见：“在解决存在的问题时，要保持一种态度：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发展的基础，要善于在发展中解决问题,既要解决问题，又要推动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确保社会稳定。一切问题的解决不能以牺牲发展和稳定为代价。”证监会内部也有官员批评：“理论可能很完美，但与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现状和改革承受能力距离太远了。”

　　 最终，几乎所有曾经支持周小川的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因为利益受到损害，佣金下降无法生存、基金黑幕曝光市场资金断流，而一致成为周小川政策的反对者。单兵突进，没有协调好市场各利益集团关系，使周小川团体成为利益集团内部的敌人，而以冒进措施不断伤害投资者利益、侵蚀损害投资者的信心，则使他们成为普通投资者的敌人。

　　 可见，周小川虽然给证券市场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却不知道走向这一正确方向的路在何方。这位人民币先生在资本市场未攻先败，丢下一地鸡毛留待后来者处置。

　　激进为里渐进为表

　　 这样的打击对周小川有怎样的影响？事实上，在证监会的激进改革过程之中，我们就看到这些领军人物对于激进主义的反思。

　　 与周小川在80年代共同起草《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的亲密“战友”高西庆，2000年1月在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君安学术论坛”上就“中国资本市场何处去？”发言指出：“到了今天，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家里，12亿多人， 4000多万开户的账户，将近3万亿的流通市值，在这么大的一个市场下，我们如果不去考虑什么是可行的，而只是考虑什么是合理的话，或者简单地把这两者对立起来是行不通的。”

　　 可行与合理不能对立，暗含的前提是政策不能冒进，自然是对渐进的妥协。

　　 周小川表面上越来越成为渐进主义者。这固然有从事实务工作之后的现实制约，也与其激进主义策略在现实中屡屡碰壁不无关系，最惨重的教训除了证监会的狂飙行动之外，当数上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通胀所引发的社会动荡，使整个社会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如何糅合激进与渐进，或者说以渐进的手段达成激进的目标？2001年9月周小川在《转轨中的风险应对》一书中，有如下独特理解。

　　 “中国改革的一个特点是采用渐进改革，而没有像原苏联和一部分东欧国家那样采取休克疗法”，“在此我想表明的是，实际上，没有任何一种做法是十全十美的。各种做法均有其利弊。因此，我们必须及时考虑趋利避害，及时调整以便达到最好的效果。如果我们事事都满足于渐进式，满足于求慢求稳，或者满足于以前阶段在改革、稳定、发展三者中取得的微妙平衡，而未充分研究新问题、新特点，不见得就能在各个方面把握得很好。因此，在我们大张旗鼓地阐明渐进式改革的好处时，我认为，也需要认识到渐进式改革的成本和缺点。即在改革的一定阶段，征途中会有一个或数个陷阱。没有一定的速度和惯性就不容易闯过去，处理不好就会越陷越深。为此，有人将这种陷阱称为GradualismTrap，因此，应尽可能在没有陷得很深之时，及时作出特殊努力而自拔。”

　　 在此，周小川是在激进的外衣上强加了一层渐进的糖衣，但他显然对于渐进陷阱有格外的警惕，但为达到市场目标，不得不走渐进之路。

　　 揭开周小川渐进改革的外衣，我们仍能清晰地看到一颗激进的市场改革之心。

　　 发起金融机构拯救运动

　　 激进与渐进之争仍然只是表象，对周小川而言，最重要的是达到预期的市场目标。不仅他的学术著作体现了这一点，在外经贸部、人民银行、建设银行以及证监会历届任职上，也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

　　 周小川使用过行政手腕，如强力推行过诸如注资金融机构的抢救运动，这种非常之事，正是为了避开中国金融机构全军覆没这一最大的陷阱。2001年，中国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占总资产比例，官方表述是25%，国际评级机构的数据少则40%，多则在50%以上，中国的大型金融机构就技术上而言早已破产。

　　 但这些国有大型金融机构破产是中国经济的灾难，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周小川再次成为先行者。1998年建设银行行长任内，周小川开始推动解决不良资产的改革，以剥离建设银行不良资产为目的而成立的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是中国国有银行剥离不良资产的第一个试点。

　　 在周小川的视野中，解决中国不良资产可利用的资源有下列几个，一是财政资源，动用财政收入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二是市场资源，利用上市在市场上为国有银行补充资本，即所谓再注资；三是“在政治上十分危险”，即通过通货膨胀侵蚀银行负债方的利益，让储蓄者的银行存款贬值损害储户利益为银行减负。他提醒，不到万不得已，这不是一个好办法。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三种方法全部用到，只不过前两种占的比重较大。周小川本人使用的是利用市场为国有银行再注资的办法，此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等几大国有银行都走了这一条路。周小川模仿美国为处理储贷机构危机而建立起来的短期机构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后来陆续被其他三家国有商业银行效法，成立赫赫有名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而中央政府也以成立汇金公司进行注资、发行低息特别国债等办法予以扶持，总数不下上万亿元人民币之巨。